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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92年慕尼黑街头分发传单的大学生，93年克劳斯训练营第一期学员。

    杂志封面是一幅极简主义版画：地球的肺叶，一侧是蓊郁森林，另一侧是烟囱与雾霾。

    发刊词只有五百字，署名“编辑部”，标题是《缺席者的声音》。

    “我们缺席了里约峰会的决策层会议室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缺席了布鲁塞尔的气候委员会听证席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缺席了伦敦，巴黎，波恩那些决定合理碳排放数字的闭门会议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们不缺席这个春天，这份刊物，这场对话。”

    《欧罗巴绿洲》首印五千册，三个月内加印三次。

    没有广告。

    没有政府资助。

    发行渠道是大学书店，社区文化中心，有机食品合作社。

    第二年，发行量突破三万。

    95年，它在布鲁塞尔欧盟记者圈被私下传阅。

    96年，德国绿党联邦议员引用《欧罗巴绿洲》对《能源税法》草案的批评作为议会质询附件。

    97年，汉娜·贝克尔当选柏林市议员。

    28岁，无党派，以“独立环保候选人”身份参选。

    竞选资金来自7000名市民小额捐款，以及一笔来自“北欧环境基金会”的“环境政策研究专项资助”。

    按时任德国《明镜》周刊调查，“资金来源无法追溯”。

    94年9月，芬兰赫尔辛基。

    欧洲首场“全球青年气候论坛”在理工大学礼堂举行。

    表面主办方是芬兰青年科学协会，实际全程由“柏林遗产”网络的欧洲环保组织联盟策划。

    论坛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任何一场演讲，而是角落里的“数字动员工作坊”。

    20台电脑，20名学员，5名导师。

    导师演示：如何在德国环保论坛“绿色浪潮”发布一篇文章，三小时内出现在瑞典，荷兰，法国的镜像站点。

    如何使用加密邮件列表，协调跨国联合行动而不被监控。

    如何在警方封禁一个论坛时，自动重定向到三个备用域名。

    94年的欧洲，互联网仍是学术机构和极客的领地。

    但克劳斯的档案里，夹着一份90年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，流出的内部备忘录，标题是《分布式网络在非常规战争中的应用》。

    他用两年时间，把这份军事情报翻译成了环保青年的行动指南。

    94年12月，“欧洲气候行动网络”网站上线。

    这是欧洲第一个跨国的环保行动协调平台。

    首页只有一行字：

    “信息想要自由，我们也是。”

    95年，该网站成为欧洲反对壳牌公司，海上处置布伦特斯帕钻井平台运动，的虚拟指挥部。

    跨国协调，全球募捐，媒体施压，全部通过邮件列表和BBS完成。

    壳牌最终放弃了海上处置计划。

    《金融时报》评论：“这不是一场街头运动的胜利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一场网络运动的胜利。”

    “而欧洲政府才刚刚意识到，他们不懂这个新世界的语言。”

    96年3月，法国，里尔。

    绿党欧洲协调会议。

    走廊里，一个三十出头，戴着细框眼镜的男性与德国，比利时，荷兰代表进行了三场“场外咖啡”。

    他叫让·皮埃尔·莫里斯，93年阿姆斯特丹训练营第二期学员。

    95年以“独立生态主义者”身份当选里尔市议员。

    他的名片上没有头衔，只有一个电话号码。

    会议结束后，一份题为《欧洲绿党协同竞选策略纲要》的非正式文件在六个国家的绿党地方支部中传阅。

    文件核心主张：

    第一，从抗议型政党向治理预备型政党转型。

    “我们不能只做监督者，要做替代方案提供者，每一句反对必须附带一份如果由我们决定的完整预案。”

    第二，聚焦气候议题，随后延伸至经济主权。

    “将环保成本转化为本土就业机会，退煤不是失业，是绿色就业的起点，反对高速公路不是反发展，是投资铁路网的前提。”

    第三，议会外与议会内双轨并行。

    “街头热度维持绿党的激进标识，议会席位提供绿党的制度通道。”

    “两者不可偏废，两者必须保持微妙距离，近到可以传递信息，远到不至于互相污染。”

    这份文件没有署名。

    98年，德国绿党进入联邦执政联盟。

    99年，欧盟赫尔辛基峰会正式将“气候变化”纳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议程。

    九黎战略评估室99年度报告·欧洲卷写道：

    “我们没有制造欧洲环保政治，欧洲环保政治是自己长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只是在这棵树的幼苗期，调整了它朝向阳光的角度。”

    “让它认为拖慢工业与拯救地球是同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让它的根系相信，那些给它浇水的东方手，没有指纹。”

    “而二十年后，这棵树的阴影，将覆盖布鲁塞尔每一扇决策者办公室的窗户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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